梦中老屋
  很长时间没回故乡了,近几年一到下半年,就来这个海滨城市过冬,离家乡更远了。前些年也回去过,只是家乡的变化太大了,它的模样已经叫我认不出了,想去老邻旧居家串门都找不到路了。村头那个夏天洗澡,冬天溜冰的大坑,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?村前那棵挂着生产队大钟,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柳树,也没了踪影。可庆幸的是,现在20多层高楼的房间里,睡在柔软的席梦思床上,还常常梦见我那童年的老屋。   梦是那样的真切清晰,历历在目,可见岁月的划痕,对于老屋多么深刻,记忆的负载多么沉重。有一次做梦,爸爸给在外地工作的我打电话,说村子里正在搞新农村规划,把老屋拆掉盖新房,上级还给补助款,爸爸高兴之情溢于言表,我自然乐不可支,不等我承诺给家里也寄点儿钱,兴奋得突然醒了。   我家的老屋既不是深宅大院,也没有红砖绿瓦,更不富丽堂皇,我甚至不愿回顾老屋的简陋和破旧,都羞于把它写成文字,更不应该作为忆旧的内容。但这老屋确是我生命的起点,它承载着那么多我童年的记忆,少年的欢乐,人生的希望,生命的理想,它也培育了我吃苦的精神,坚韧的性格,顽强的毅力。   老屋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伙计们吃饭的地方,三间东厢房,是1946年土改时分给我家的。比正房要低矮,门窗也小些。中间堂屋做饭,南北两屋住人。我就在老屋出生,那是1948年,据说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,那时的家是爷爷奶奶,爸爸妈妈、大伯(他还没成家),5口大人添了一个宝宝,他们的欢乐是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的。   童年是无忧无虑的,生活到处充满阳光,我在大人们的呵护下,不,应该说是娇宠下,无拘无束地玩耍,快快乐乐地成长。  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,一次,爸爸赶着自家的大马车从街里回来,卸了车喂马,他在屋里吃饭,我记得他喝着酒,叫我去马棚里轰小鸡,(有时喂马时小鸡上马槽里叨吃马料),我拿着一个木棍把小鸡赶跑了,碰到那个大青骟马的嘴,它冲我打响鼻,我又捅一下,它又秃噜几声,我靠近跟前,在要捅还没捅时,那马张嘴叼住我的小胳膊,叼到马槽里,这时对面西厢房的吴二娘看见了,她边跑边喊:老张家!孩子让马咬了!爸爸赶紧跑到马棚,把我从马槽里拎出来,看着我胳膊上那马的牙印,心疼地问我:疼不疼?我只顾害怕了,哪还管疼不疼,这时院里的邻居都跑过来了,大人们一场虚惊。那马没咬我,它是草食动物,对又小又瘦的我不感兴趣,只是看我太讨厌了,教训我一下。   这事和老屋有关系吗?当然有,我每每想起叫马叼到马槽里,老屋、仓子、马棚那一排房子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,挥之不去,避之不开。   我还不能忘记工作组经常住在我家南屋,那时大伯是村里的干部,区里来人就住我家,我记得常来的有王区长、李区委、还有县兵役局的朱参谋,他们来了就给我讲故事,那时他们都挎着枪,他们一来我就身前身后围着转,他们擦枪时,我不错眼珠地看,卸下的部件,我摸摸这个摸摸那个,喜欢的不得了。   我最眼馋的是朱参谋的匣枪,别在屁股后面那个神气。朱参谋擦枪我没见过,也没拿出来摆弄过,只是在中午睡觉时,他把上衣脱下来盖到上身,匣枪全露出来,我趴在跟前看个够,我出去就跟小孩们显摆,说朱参谋的匣枪叫我拿着瞄准,没放子弹,还勾了几下,我边说边比划,他们听的直咽口水,其实哪有那回事。   我对老屋的记忆最深的是寒冷的冬季,小孩吃完晚饭都出去玩,十几个孩子分成两伙,每伙有一个头头,一伙喊:羊草垛,插善刀,你的兵马依我挑。对方问:挑哪个?答:挑中间的秃老婆!大家一阵哄笑,然后说出对方一个人的名字。这伙就开始抓那个人,对方保护不让抓到,最后人多的胜利。我记得这个游戏叫动兵,现在看好像不怎么确切。   当然到了冻冰的季节,大家吃完晚饭都到东大坑去了,大家在冰上玩什么呢?   最高档次的是冰车,在两个木条上钉几个横木板,两个木条下顺着钉两个铁条,一个冰车就做成了,还要有两个有尖的铁钎子,这样就可以坐在冰车上,两手擎着钎子,自由驰骋于东大坑的任何角落,当然要注意钎子别扎着人,也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  其次就是抽冰猴,就是陀螺,那时我们就叫冰猴,也叫冰嘠,有的是在街上买的,有的是自己用木头削的,上面用蜡笔涂上颜色,为了减少摩擦力,尖上钉上枪砂(猎枪用的小铁珠),转起来很好看,一点儿也不比买的差。  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,那也不要紧,你就去排队溜冰,我们就叫打出溜滑,每天大家自觉自动地用雪擦出两条跑道,大家排好队,在岸上助跑一段,到冰面上可以滑出很远,有的站着,有的蹲着,有的玩花样还跪着或用一只脚滑,如果一人倒了,后面的人跟上来,一个压一个,就像是连环撞车,多数时候都是大家故意的恶作剧,并不是不小心的碰撞。这时是大家最开心的。   这一切小时候的游戏都是老屋时候的事,这些开心快乐伴随着我的成长,消磨着老屋的岁月,但这只是顽童的无牵无挂,少年的没心没肺,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爸妈常常为老屋咳声叹气,愁眉不展。那时就准备盖新房,房框都打完了,1958年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,跑步进入共产主义,连锅碗瓢盆都归公了,盖房的事自然就搁置了。   东厢房终日不见阳光,冬冷夏热,用三个词概括,阴暗、寒冷、潮湿。妈妈整天为我们四五个孩子缝连补绽,冬天只到下午两三点钟有点儿光线,但很快就落日了。一人一双鞋,全家就六七双,一人一套棉衣,就要六七套,当然那时也不可能都做新的,多是拆拆洗洗,缝缝补补,无论怎样,都要妈妈一双手精心剪裁,千针万线,但都是在那没有阳光,窗子糊的窗户纸的阴暗的老屋里劳作,妈妈年纪轻轻的,眼睛就熬得昏花滴泪了。   寒冷是我们全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,一年冬天,一晚上西北风夹着大雪,把我们的门全埋上了,早上人出不去了,爸爸把上面的窗户打开,喊正房的人家,他们拿着铁锨把门口的雪挖开,门才打开。晚上睡觉头上有霜。如果碗里或盆里有水,第二天早上全都冻成冰坨。   潮湿我就不想细说了,夏天洗的东西,不拿到外边,几天也不会干的。吃剩的大饼子一天就长毛了。   我们的老屋只有阴暗,没有阳光,只有寒冷,没有温暖,只有潮湿,没有干爽。这样的环境也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,好在我那时不谙世事,少年不识愁滋味。并没感觉到苦和难,相反倒是激励我穷则思变,愤发努力,孜孜不倦,持之以恒。1961年我考上了县四中,到镇里读书,离开了生活了13年的老屋,只是寒暑假回来短暂的居留。   1964年我考取了地区高中,离老屋更远了,当然不是为了摆脱老屋才去读书,从小我就立志读好书,是受屯子里念书人的影响。但那时我对老屋有了些想法,我们家为什么分到那样的房子呢?当时大伯是农会主任,他完全可以分到好一些的正房啊。那时的干部为什么住在我家呢?他们完全可以到条件好的人家去住啊。后来知道了,那时共产党的干部都讲吃苦在先,享受在后,同时也讲阶级路线,依靠最基本的贫下中农。   1965年寒假,我和同学于泮生回家,下火车天还没亮,背着行李往家走,他先到家,再过两个院才到我家,刚到院里,发现我家的老屋已经扒了,只剩下残垣断壁,回到于家一问,才知道我家已经盖新房了,于泮生的弟弟领我找到了新家。其实我俩刚才就从这里走过,还疑惑这是谁家新盖的房子呢?现在说起来,好像是故事,家里盖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,那时没有电话,爸妈都不识字,所以也不写信。   我回家了,爸妈、弟妹那个高兴啊,当然是为我,更是为住上了新房。   老屋消失了,我们都没有悲哀和伤感,只是留恋那童年无拘无束的时光,和大自然无时无刻的亲密接触。我们每天迎来阳光,感受温暖,享用清新的空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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